《伊朗的士笑看人生》——電影,作為對抗極權政府的工具|林兆彬

20160423 TAXI

 

“All said, despite all the injustice done to me, I, Jafar Panahi, declare once again that I am an Iranian, I am staying in my country and I like to work in my own country. I love my country, I have paid a price for this love too, and I am willing to pay again if necessary. I have yet another declaration to add to the first one. As shown in my films, I declare that I believe in the right of “the other” to be different, I believe in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as well as in tolerance; the tolerance that forbid me from judgment and hatred. I don’t hate anybody, not even my interrogators."——Jafar Panahi

 

政治、生活和藝術其實密不可分,電影亦是一種藝術表達的方式,以電影來喚醒人民對政治議題的關注、甚至用來反對政府,並非新鮮的事物。而其中有一位代表人物,你一定要認識,那就是伊朗導演 Jafar Panahi。去年在香港上映、由他執導的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就是一部如假包換的伊朗禁片。

 

《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獲得第 65 屆柏林影展最佳電影金熊獎、影評人費比西獎,但伊朗導演 Jafar Panahi 因被禁出國而無法親自出席領獎禮,只好由有份演出的姪女上台代為領獎。電影以偽紀錄片的手法拍攝,由導演 Jafar Panahi 自編自導自演,「飾演」現實生活裡頭的自己。在被伊朗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他唯有「扮演」一名的士司機,把攝影機收藏在錶板上,一邊穿越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街道,一邊「偷拍」不同的乘客。在的士內發生了多個小故事,諷刺時弊,帶出伊朗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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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Jafar Panahi 是一個公民抗命者,他的作品多以描寫伊朗社會問題、諷刺政府及時弊為主題。在他執導的八部電影當中,只有首部《The White Balloon》(1995)曾在伊朗公開上映,其餘七部都是伊朗禁片,但屢獲康城、威尼斯、柏林等國際影展的大獎。

 

2003 年,Jafar Panahi 首次被伊政府拘捕,在審問了 4 小時之後,政府人員勸告他離開伊朗。2009 年,他再次被捕,在拘留 8 小時之後獲釋,伊朗政府事後解釋事件只是一場誤會。2010 年,他再被拘捕,並被拘留了長達 86 天,最後因伊朗著名導演 Abbas Kiarostami 撰寫了一封公開請願信(Steven Spielberg、Francis Ford Coppola、Martin Scorsese 等國際級大導演均有聯署),以及各個國際影展、演員和知名電影人向伊朗政府施壓,再加上他本人絕食抗議,才得以保釋。

 

最終,Jafar Panahi 被政府以「危害國家安全」、「進行反政府宣傳」罪名判處 20 年內禁止進行任何電影相關創作、接受傳媒訪問及出境,如果他違反任何一項禁令,便要入獄六年。最令人敬佩的是,極權政府不斷的打壓,仍不損 Jafar Panahi 的創作熱誠與敢言風骨,他仍繼續製作電影。他無法親自出國領獎,突顯出伊朗政府的荒謬,引起國際社會對伊朗人權問題的關注。

 

「我是個電影導演,除了拍電影外,我不會做別的事。電影是我的表達方式,也是我生命的意義。沒有東西可以阻止我拍電影,當被壓迫到絕處時,我與自己的內心更加接近;在限制之下,更加促使我要繼續創作。以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創作成為我最主要的使命,也因如此,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都會繼續全神貫注地拍電影,這讓我感到活著。」--Jafar Pana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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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hi 最近三部電影,包括 2011 年《This is Not a Film》、2013 年《Closed Curtain》和 2015 年《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都是以擦邊球方式「非法」拍攝的。2011 年,當他仍在等候上訴結果期間,不理禁令以日記形式拍攝了一部記錄自己逮捕受審過程的紀錄片《This is Not a Film》,影片儲存於 USB 並藏於一個蛋糕內偷運出境,並在康城影展上放映。《Closed Curtain》和《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均於柏林影展上首映,並分別獲得最佳編劇銀熊獎和最佳電影金熊獎。在《伊朗的士笑看人生》劇終時,除了導演本人外,所有參與演出和製作的人的名字,都沒有出現在演職員表名單中,以此保護其他電影工作者。

 

言歸正傳,電影《伊朗的士笑看人生》讓我聯想起日本的《深夜食堂》系列,以一間餐廳作為載體,承載著無數客人的小品故事。當然,《伊朗的士笑看人生》的故事看似輕鬆,但內裡極之沉重,值得觀眾深思。主角在戲中接載各種各樣的乘客,包括小偷、教師、傷者、盜版光碟小販、迷信的師奶、主角的姪女、律師……把現實發生的事件當成是「劇情」,展露出伊朗的各種社會問題,例如治安、性別歧視、死刑、宗教倫理、打壓創作自由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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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戲中出現過的多個國際品牌和象徵,例如 Apple、Canon 和 Angry Bird。在戲中的伊朗,雖然已經發展得很現代化,至少硬件表面上算是很國際化,但社會制度和人心卻是落後於國際。儘管伊朗人民擁有各種攝影器材,但他們卻沒有創作自由,每部電影都需要由伊斯蘭文化諮詢部批核;小孩子學習拍電影,只能夠拍社會裡的好人好事,漠視社會的陰暗面,非常偽善;看電影的自由也沒有,如果想看荷里活電影,就只能夠購買盜版光碟,實在諷刺。

 

來自國際的品牌、科技和資本紛紛進駐伊朗,但普世價值卻被禁止進入。最明顯的是,伊朗女性的地位極低,女性不能繼承丈夫的遺產、女性被禁止在公共場合下觀看足球……對香港觀眾來說實在難以理解。

 

雖然電影有點平淡,但導演 Jafar Panahi 對電影創作的熱情、對自由的追求,成功感染到每位觀眾。如果你想認識伊朗的社會面貌,非常推薦你觀看這齣電影,同時,思考如何捍衛香港僅有的自由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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