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帝、耶穌與獅子山:比較香港民主運動與臺灣反五輕運動的宗教影響|孔德維

20151105 關帝廟

 

關帝、耶穌同獅子山直幡,三者有咩關係?佢地全部都係雨傘運動出現過、具宗教色彩嘅象徵。孔德維為大家探索,宗教象徵在民主運動裡面,究竟係咪可以真正有佢嘅角色。

#學術文 #宗教研究

 

在 2014 年秋的香港民主運動(下稱「運動」)中,大量不同的宗教象徵(religious symbol)在運動中為市民所應用。當中包括基督宗教的神子耶穌、聖天使彌額爾(或米迦勒 Archangel Michael)、佛教中的佛陀(釋迦牟尼佛)、觀世音菩薩,中國宗教的關帝、土地神、門神,以至活躍於網上的學者陳雲根先生及其稱言的護法神龍、大鵬金翅鳥,以印刷圖片或神像出現在不同的佔領區與社交網絡。有關的現象為不同信仰者、運動參與者廣泛傳頌,並引伸出大量延伸的藝術作品(如改圖、漫畫等等)。撇除坊間對這些神明象徵出現的濃烈興趣和討論,社會對該些宗教象徵在運動的角色仍未有清晰的理解,往往有意無意之間將神明在運動的重要性誇大(如警察及幫會不敢清去關帝神像等等)。作為宗教研究者,筆者無意論證神力的真確性,亦對政治運動無甚熱情,然而,卻可以藉著案例的比較,從學術的角度釐清宗教在是此運動的貢獻與限制,並客觀地指出宗教象徵的應用如何反映運動的特色及發展的可能。

 

香港宗教與政治

 

無可置礙,本港的各大宗教與政治文化均保持一定的距離,在一般情況下,六大宗教的組織不會評論「世俗」(secular)的事務。對於社會參與,本港的宗教團體往往選擇以慈善(charity)的角度出發,旨在解決一些已成事實的社會問題,在物資與精神層面協助特定的對象或群體。在過去十數年之中,除了1997年應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後教宗保祿六世公佈成立宗座正義和平委員會而成立的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有較多的社會運動參與外,就祇有基督新教(Protestant Church of Christianity,或華人社會所稱的狹義「基督教」)在性別問題等事關教義的議題上有以社會運動的形式嘗試影響社會。因此,簡單來說,香港的宗教團體基本上應同了「政教分離」的觀點。

 

然而,不能忽視的卻是在建制面向以外的香港宗教在近年日益成為市民藉以表述政治理念的憑藉。尤值得讀者注意的例子是,香港政府每年在農曆新年的求籤活動。自 2003 年時任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求得下下籤後,市民開始留意此一年度活動。而 2009 年「君不須防人不肖,眼前鬼卒皆為妖,秦王徒把長城築,禍去禍來因自招」、2012年「何為邪鬼何為神,神鬼如何兩不分,但管信邪修正外,何愁天地不知聞」、2013 年「駟馬高車出遠途,今朝赤腳返回廬,莫非不第人還井,亦似經營乏本歸」、2014 年「福無私與皆天賜,禍不空生自有招;一片婆心能積善;自然福長禍潛消」的籤文,更成了民間諷刺政府及其主要人物的常用文本。上述的籤文,更不斷在社交網絡、討論區中重覆出現。筆者認為,此一借用宗教象徵或文本以為政治理念表述的文化,是為是次運動中宗教象徵為市民廣泛應用之前身。

 

宗教象徵在運動的角色與限制:與 1987 年臺灣反五輕運動的宗教象徵應用比較

 

在進一步探討香港境況前,我們可以先了解在 1987 年臺灣反五輕運動的案例。反五輕運動事緣 1987 年中油公司與中華民國政府決定在高雄煉油廠增設第五輕油裂解廠(簡稱「五輕」)。當年 6 月「第五輕油裂解廠」公布後,居民與環保組織在後勁地區開展抗爭,惜一直不獲理會。至 8 月,有中油員工車輛撞倒抗議旗幟,並毆傷民眾,抗議者升級行動,包圍廠區內的「保警大樓」,並將抗議波及臺北。三年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郝柏村前往高雄嘗試化解危機,中油公司與當時政府承諾鉅額「回饋金」並於 25 年後遷廠,抗爭由是告終。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反五輕運動中,本土信仰的有應公、萬應公、神農氏、保生大帝等神明被在抗爭中擔當了一定角色。最主要的例子,信眾(也是抗爭者)往有應公廟以擲筊問卜,得到六次以上的「立杯」(薄木片不平掉下而直立,甚為困難),並六次出現「聖杯」(一陽一陰)表明反對五輕建設。據臺灣學者何明修研究,此次被信眾視為神蹟的問卜技持了長達三年的抗爭。

 

在臺灣的案例中,神明不單以宗教象徵的形式成為運動的一部分,更創造了現代的神話(myth,更正確來說是有關神明的故事),較為清楚地將神意發揮出來。相較之下,在香港的運動中,市民對神明祇有單方面的崇拜,亦無權力詮釋神明的旨意。我們必須清楚的是,在臺灣的案例中,本土宗教的建制部分(如廟祝、道士等)同時亦是抗爭者的一員,他們對神意的詮釋有其權威性。而八十年代的臺灣社會中,宗教仍是強大的社會網絡。(參閱Ming-Sho Ho,“Protest as Community Revival: Folk Religion in a Taiwanese Anti-Pollution Movement,” African & Asian Studies, 2005, Vol. 4 Issue 3, p237-269.)

 

反觀香港,宗教在運動的角色祇包括少量象徵的應用,建制化宗教團體與賢達並不參與其事,亦沒能動用信眾網絡的力量。即使一些少數的宗教領袖(主要是基督新教與天主教)成為了運動的骨幹,也沒有以宗教之名使信仰者大規模參與運動。再者,由於沒有任何廣為市民共信的「神跡」(無論孰真孰假),故運動的宗旨(也無論是爭取民主、選舉制度改變抑或使政府官員下臺)亦不曾與擺置於運動的神明之旨意結合。唯一較為接近神喻的,祇有某名女堪輿家謂本港行政首長正遭大凶之年,不宜久任此職。

 

臺灣案例中不同的是,環保運動與神農氏、保生大帝等有神學上的關聯,而基督與關帝的神話中,均沒有與香港民主運直接相關的元素。充其量,亦祇有「警察」與「幫會」兩個元素與「關帝」信仰略有本土習俗上的關聯。

 

是故,早前有論者提出旺角關公壇的設立有助於團結群眾,使運動更進一步升級而達成目標,實質上是希望香港案例中的宗教元素能具有1987年臺灣案例中宗教元素的能量。惟從上文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清楚得見兩個案具有極為不同之處:

 

香港 臺灣
神明與運動的關係 被運動者將神像置於運動場所,並獲得參拜; 運動者從神明「得到」指示,安排神明信仰者必然繼續運動;
宗教與運動者的關係 運動者中部分屬於某一神明的信仰者,但大多數具詮釋權的建制信仰者並沒有支持、組織運動; 運動者大多數屬於該數位神明的信仰者,而具詮釋權的建制信仰者大力支持、組織運動;
宗教與社會的關係 社會具有大量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宗教之間亦有分歧,組織及動員力量未稱為高。在運動中出現的宗教象徵亦無法出現於同一宗教體系。 社會的信仰較為單一並具大量信仰者,運動中出現的神明均可出現於同一宗教體系之中。

 

昨日臺灣,明日香港?

 

從純粹的學術角度出發,即使蓬瀛仙館或赤松黃大仙祠宣稱獲得關帝乩文指示,民主運動必須抗爭到底,筆者相信是次運動亦沒有可能演成臺灣的案例。重要的一點是,參與運動的市民不單沒有統一的政治領域、政治信仰,亦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與組織。可以想像的是,當關帝被奉為運動的領袖時,基督宗教的信仰者難以立於此之運動之中;反之,傳統中國宗教的信仰者,亦不會認同十字架作為民主運動的旗幟。即使在同一信仰傳統中,本港宗教團體的領袖與平信徒之間的價值觀亦不盡相同。從此層面觀之,昨日發生在臺灣的事,今日不可能重現於香港。

 

但是,當我們將「宗教」與「宗教象徵」的定義不局限於狹義的神明信仰,而是「一個令信仰者(或運動的參與者)獲得共同身分認同的象徵」時,昔日在臺灣宗教引發的社會力量,卻可以在香港重現。相較具有固定神格及信仰內容的關帝與耶穌,一些香港人共同認可的象徵事實上具有更大的詮釋空間。「獅子山直幡」事件後,隨即引發的哄動,令香港人重新詮釋「獅子山下」與「獅子山精神」等象徵符號,便是顯例。假使此一象徵在得以廣泛流傳並為社會認可,則此一「類宗教象徵」(quasi-religious symbol)有望在此次運動中,發揮臺灣案例的功用,使運動得到更長久的生命力。

 

作為純粹的研究者,筆者必須謙卑地承認,無論反五輕運動、雨傘運動、關帝祭壇、基督聖像、獅子山直幡,均不是任何學者可以準確預視。學者的貢獻在於使歷史更為清淅地呈現於世人眼前。正如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醒我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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